崇文区与宣武区，似乎生来就是为了互相映衬的。似乎从明正统年间，依“左文右武”的旧礼为京畿的两扇南大门命名开始，这两座门与它们面前的土地就开始悄然培养其独有的地理与文化意义了。
以北京城的中轴线前门大街为分野，崇文有天坛，宣武就有先农坛；崇文有法华寺，宣武就有法源寺；崇文有花市，宣武就有菜市口；崇文有龙潭湖，宣武就有陶然亭湖……
只是，北京城享有的尊贵与荣耀似乎与这两个行政区无关。“东城富、西城贵，崇文穷、宣武破”成为老北京人的口头语。而这一切，也许从明代开建时就已注定。
在明清北京城的规划中，九门拱卫的是真正的京城，也是永乐迁都时明北京城最初的范围。但此地终明一朝，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之苦。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大军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使京城受到严重的破坏，史称“庚戌之变”。有此一辱，明朝决定在原本的北京城墙之外修筑一圈“外城”。然而由于费用紧张，四面合围的计划最终只落得南城这一片，这也就基本成为后来宣武区与崇文区的管辖范围。由于设计出发点是保卫内城的军事缓冲地带，外城与内城的差距可想而知。不仅体现在更为薄弱的城防和更为缺乏的基础设施，还体现在居民地位的高低贵贱之中。
上世纪末，北京市的发展方向朝着近郊挺进，以科技为主导的海淀区和以商务为主导的朝阳区逐渐成为北京主要的发展依托。近几年，通州、顺义、亦庄三大新城的建立让北京城在发展模式上更具有辐射效应，作为夹心层的崇文、宣武两区就更为难堪了。数据表明，2009年，崇文区区级财政收入达20.6亿元，宣武区为46.7亿元，而同期的东城区财政收入达71亿元，西城区更是达到152.17亿元。尽管财政收入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但至少可以看出，崇文、宣武两区的滞后已经由历史遗留问题变为城市发展的短板，不仅与周围区域的发展不相适应，也与北京市不久前出台的“城南行动计划”不相适应。
北京市对崇文与宣武两区并非没有功能定位，但“首都功能核心区”这样模糊的描述实际上是将思考推给了两区，让它们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挖掘发展的名头与切入点。于是崇文、宣武两区就地取材、拾菜下锅。
崇文区守着天坛，于是竖起了“天坛文化圈”的旗号，又依靠国家体育总局驻区的优势提出了打造体育产业基地的目标。宣武区也不示弱，一个“宣南文化”就串起了琉璃厂、大栅栏、湖广会馆等传统景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地域狭小依然是制约两区的最大障碍，崇文区面积为16.52平方公里，宣武区面积为18.91平方公里，在如此局促的空间中谋建新的核心区，加上还背负着老城区所承袭下来的诸多包袱，除了用既有的文化资源另立名目以外，似乎已无路可走。
好在崇文、宣武的文化更具有市井气息和市民精神。它们从基层人民的生产生活与老北京的地域特色中汲取养分，形成了颇富韵味的文化财富，这也让两区在经济指标落后的形势下依然责无旁贷地肩扛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文化意义。
崇文区和宣武区被撤销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即以迅猛的速度通过各种传播途径蔓延，并衍生出各种声音，其中许多人表示出了对这两个已经习惯使用的名词的不舍。联系到不久前相继出现的崇文门菜市场搬迁、北京游乐园停业等新闻，一时间怀旧的情绪持久不散，以至于一个行政区划上的调整，竟引出网友对“老北京”的捍卫、对文化古迹的保护以及对北京城墙的怀念与叹息。这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和对于城市发展变化的关注。
在此轮合区之后，可能涉及到的利益的重新分配、行政机构的合并、行政人员的溢出、区域功能的新定位、发展规划的转轨等一系列问题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解决。
